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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种高考人生:只论输赢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

来源:中国青年报    2018-6-8 20:26:44      编辑:小强     浏览次数:0

一个是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儿,喂猪、做饭、背谷子,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,去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;一个是湖北的高三复读生,天不亮就从出租屋起床,在被书本、试卷围起的课桌上,紧绷着脸备战第三次高考;一个是向往自由的北京女孩,高中退学后,画画、写诗,一边准备申请留学,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。6年里,他们长大成人,寻找各自的出路。

三种高考人生:只论输赢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

2009年,马百娟坐在黄土包上读作文。

如果没有郑琼的镜头,三种不同频道上的人生或许永远不会有交集:

一个是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儿,喂猪、做饭、背谷子,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,去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;

一个是湖北的高三复读生,天不亮就从出租屋起床,在被书本、试卷围起的课桌上,紧绷着脸备战第三次高考;

还有一个是向往自由的北京女孩儿,高中退学后,画画、写诗,一边准备申请留学,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。

促使导演郑琼摁下开机键的,是和北京女孩儿袁晗寒的一次闲聊。40多岁的郑琼惊讶地发现,“在她的生活里,有那样多的选择,那样多的资源,和从小地方出来的我,感受完全两样。”

郑琼本想用片子回答一个问题,到底是什么原因,促使这个本该备战高考的北京女孩儿选择退学,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。

作为对照,郑琼回到了湖北老家,在曾就读的高中,找到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复读生徐佳。此后,拍摄对象又加入了甘肃大山里的小女孩儿马百娟。

意料之外的是,由于素材拖着迟迟没空剪辑,只得一再补拍。从2009年开机到2015年拍完,6年里,3个主角在镜头前长大成人。时间让这3个故事,有了独特的生命力。

“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”

回老家湖北省咸宁市的高中寻找拍摄对象时,郑琼惊呆了。整个城市都长高了,变样了,可高三教室几乎没什么变化。桌上的复习资料竖着摆成一排,学生从屏风样的书后探出头来,绷着脸、眯着眼盯着黑板。不同的是,每间教室门口多了一张高考倒计时广告牌,鲜红的数字显示,距离徐佳第三次走上高考考场,还有38天。

早上5点,徐佳在出租屋醒来,用塑料盆打水,放在卫生间地上,蹲在马桶边洗了把脸,和同上高三的弟弟一起骑车去学校。

兄弟俩挤一张大床,在纺织厂打工的妈妈睡同屋的一张小床。全天大部分时间,这个干瘦女人的腰都是弯着的:蹲在地上淘米煮饭,蹲在工厂把钢管收进筐里。

从农村老家来咸宁前,她曾和丈夫在广州打工。2007年,徐佳爸爸试开亲戚的卡车,连人带车滚到山下死了。死前,他给老婆留下一句话:“爬也要供孩子上学”。

当年高考失败,徐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读。他立志要考上大学,把通知书拿到坟前给爸爸看。结果第二年,他又以一模一样的分数,倒在了本科线前。

“我怀疑是不是老天在耍我,我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。”心灰意冷的徐佳去了广州,在一家生产矿泉水瓶的工厂做工,每天工作12小时,报酬只有30元。后来又去东莞做农民工。一个月以后,他还是回到了高中课堂。

那个夏天,21岁的徐佳决定最后赌一把。可他的英语还是“怎么都学不会”,课间去楼下透气,他也要蹲在操场边用钥匙画着解题。

“有一段时间,整个人冒汗,手发抖,完全做不了题目。”徐佳不停地眨着眼。兄弟俩中午在工棚吃饭,在工地上看守建筑垃圾的亲戚劝他,不要紧张,尽力就行,徐佳不吭声,闷头在塑料碗里扒饭。

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,他在第一志愿写了湖北工业大学,其他所有位置都填了清华大学。考完最后一科出来,徐佳淋着雨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他没有撕书,没有去网吧和同学打游戏,甚至没吃顿好的,两天后南下打工去了。

好在这一次,徐佳终于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。而今,当年吃饭的工地已经变成了高楼,徐佳也终于走出农村老家,挤进了武汉市一间30平方米的出租房。

三种高考人生:只论输赢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

徐佳毕业前站在大学宿舍的窗前。

今年6月6日,郑琼在朋友圈里写道:“今天高考,愿考场上的年轻人平安,愿你的努力值得,愿我们的过去得到安放。”

20多年前,郑琼也一连读了三个高三。她曾学物理学到哭,如今捧着当时的日记,读着读着就流下眼泪,她说好想穿越回去抱抱当年的自己。

第三次被高考“狠狠砸倒在地”以后,她“被社会彻底甩了出去”,在家待业,体会到“被黄土掩埋的感觉”。

父亲开始酗酒,一次酒后,抄起门前烧水的炉筒子砸向不争气的女儿,郑琼躲了起来,甚至想要离家出走。“让我做什么都行,我要一份工作。”

在那样的小城,“命运似乎并不能提供太多选择,考大学成了大多数人摆脱命运钳制,走出狭小天地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唯一通道。”郑琼感慨。

手握大学文凭再次步入社会时,徐佳似乎拥有了更多选择,至少不用像弟弟一样卖保险。

站在“话筒就是冲锋枪,听筒就是手榴弹”的红色条幅下,徐佳专科毕业的弟弟和同事高喊口号,鸡血满满地拨通陌生人的电话,然后一次又一次被挂掉。

坐在武汉一家咖啡厅里,如今在一家电力公司做技术的徐佳说,如果不是考上了大学,自己可能会在广州打工,然后做点小生意,“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”。

“饿不死就行”

徐佳第三次高考的那个夏天,在北京一幢房前有竹子、屋后有泳池的别墅里,17岁的袁晗寒坐在秋千上,一边晃荡一边与郑琼聊起退学。

留过一级之后,眼看着又要不及格,出于“被开除不好听”,袁晗寒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。

她在阁楼上看碟,在满是绿植的家里画画,把报纸用榨汁机打成纸浆,再用烤箱烤成纸,然后在这种纸上写诗:“你在宇宙的另一端等我,穿过无瑕的气体,我闻到的是你的味道,我以为那是从肌肤而来的阵阵肉香,可你说,那是欲望。”

袁晗寒常会思考各种关于死亡和存在的问题。她小时候学弹琴、跳舞、画画,后来装病放弃了前两种。更多的时候,她用各种方式对抗无聊。躺在校园草坪上揪两把草吃,或者用猪肉皮和米饭做一个少女的乳房。

由于种种原因,袁晗寒的妈妈认准了女儿是个艺术天才,这个女孩也从不缺乏展现才能的舞台。很小的时候,袁晗寒就拍摄过拆迁的胡同、给环保组织做过艺术短片,帮在电视台工作的妈妈做舞台布景。

在退学后那个慵懒的夏天,17岁的袁晗寒租下了南锣鼓巷与后海之间的一家店面,自己买颜料画墙壁、买木料做桌椅。

第一天,卖出了两杯奶茶,买主是郑琼。第二天,袁晗寒往门口放了很多空啤酒瓶,假装生意很好,然而没有顾客上当。3个月后,咖啡馆倒闭,变成了卖“烧鸡”的。3年后,袁晗寒周游了欧洲各国,最终进入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读书。

顺利的话,她将于明年毕业,拿一个相当于硕士学位的文凭。至于工作,她说自己可以去干任何事情,导购、卖票、当服务员都可以,“饿不死就行”。

在德国街头停下买包烟,袁晗寒轻描淡写地说起,当年的同学中,有三分之一放弃了高考出国,余下三分之二去了“中央美院、北京电影学院、中国传媒大学什么的”。

袁晗寒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,在她的环境里,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”。学校给她留下最美好的记忆是,一个初中老师,“听每一个人回答问题时都面带微笑地听完,无论你说什么”。家庭或学校也从未向她灌输,上学这件事,和工作能扯上什么关系。

三种高考人生:只论输赢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

袁晗寒在德国留学。

“我上了大学,要去打工挣钱,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,买面,因为我家面不够吃。”

关于读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,郑琼第一次见到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村的马百娟时,就得到了回答,一个最简单的回答。

“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,我上了大学,要去打工挣钱,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,买面,因为我家面不够吃。”11岁的女孩儿坐在黄土包上,用唱歌般的调调念自己的作文,背后是散落在土崖上的矮房子,和灰中带绿的苍莽大山。

站在这里的平地上,就能轻松拍摄出“航拍”的效果。斜斜的黄土路盘着山蜿蜒向上,马百娟一家四口赶着驴子去地里背谷子。镜头拉远,走在山路上的人影变成一排小黑点,蹲坐在北京宽敞的家中,郑琼指指电脑屏幕叹了口气:“人跟蚂蚁似的讨生活。”

年迈的老父亲整个人躺在谷堆上,胳膊伸进麻绳套固定,再一发狠站起来。马百娟背上的谷捆几乎比她人还大,自家谷子磨成的面粉,就是他们主要的口粮。

每天早上,马百娟把干面饼揪进凉水里,呼噜呼噜地吃下一碗,就背上书包,齐步走般甩着胳膊,沿着土路往学校赶。若是买个新本子,脸上的笑憋都憋不住。

马百娟读小学二年级,是全校年龄最大的。她所在的野鹊沟小学有两个老师、5个学生。她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,“我现在每天很高兴,因为我可以上学,我想一直可以上学。”

“念书干啥,念完要是考不上还不是回来种田吗?”老师动员了很多次,年过60的老父亲才勉强同意马百娟上学。

郑琼拍摄那天,上课讲的是“我的家乡真好”,老师点着语文课本上“看一看,比一比”的图画,教马百娟和她唯一的同学看图说话:“过去我的家乡,农民叔叔爷爷套着毛驴车去集市上赶集,现在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,人来人往……足球场外边楼房林立,鳞次栉比……”

教室是两间平房,矮墙围起的空地就是操场,望出去只有大山。马百娟没见过火车,也没见过楼房。老父佝偻着身子拿着铁锹翻谷子时,坐在一边的马百娟总是拿着课本,翻看。

像马百娟向往的那样,老师的儿子专升本考上了大学,现在在城里的工地上帮人装排水管道。没有工友知道他读过大学,这个34岁的男人把毕业证、正装和皮鞋寄存在别处,准备接下来找工作再用。

他爱看《长征》等“积极向上的”电视剧,学习革命前辈“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,还那样坚强”。

“你为什么活着。”

最艰苦的日子里,书是郑琼的精神支柱。

在家待业后,20岁出头的郑琼去水厂当了女工,每天必带一本书。只有翻开书时,她才觉得自己活过来。“没有很多选择,没有什么机会,更看不到任何开放的社会资源,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匮乏。”

一年后,她只身来到北京,家乡人问起将来的打算,这个爽利的制片人当时只能不好意思地敷衍,“去广州打工”。

郑琼学英语、跑推销,从电话销售到杂志发行,从卖报纸到卖电视节目。她拿着本子向所有人问问题,“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能学习的东西,都能听见‘吱吱吱’的声音。”

当郑琼2012年去德国拍摄袁晗寒的生活时,感到学习资源像海洋一样把她包围,而彼时读大一的袁晗寒却只想逃离。

“我觉得我受不了在画室了,在这我就不舒服,胃疼。”袁晗寒倚着画室门外的墙站着,几个金发学生在里面画画、做雕塑。她低着头走在校园和街道,兜帽遮住颓废造型的短发,表情高冷。人多的时候,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抠着指甲,10个指头都抠秃了。

她开始听到国歌就想家,觉得德国“只是个养老的地方”。袁晗寒花大把的时间去草坪遛兔子,和中国留学生到处转。在租来的阁楼里自己做卷烟,用苹果电脑当垫板,用钢片嘎嘎地刮着显示屏背后的磨砂面。

三种高考人生:只论输赢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
2009年,马百娟一家搬粮食。

千里之外,摆弄着苹果手机时,徐佳露出少有的笑容,高声说“等过两年之后,我混好了买个iPhone6手机!”那是临近毕业时,他和同学一起,去帮堂哥买彼时最流行的iPhone4手机。

3年后的现在,iPhone6手机已经成了新的“街机”,徐佳皱着眉头,在屏幕上裂了缝、周围掉了漆的荣耀手机上摁着数字,随即懊恼地用两手搓着脸:“我公积金太低了,房价涨太快。”

大学毕业后,徐佳自己存钱结了婚、修了老家的房子、还给妈妈开了个小卖部。两次加薪以后,现在每月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。不出差的时候,徐佳早上6点起床,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打卡上班。老婆从不“淘宝”,每天对账,盘算着多存点钱。

2012年第二次拍摄时,郑琼曾花了好几堂课的时间,与徐佳进行了一场如考试般艰难的对话,内容简单又复杂,“你为什么活着”?

徐佳表情紧张,呼吸急促,支支吾吾地用“你”或者“我们”做主语来回答每一句问话。费了很大力气,这个当时即将大学毕业的男生终于说出一句:“为了家庭,为了我妈活着。”

出车祸带走父亲的几个车轮,至今还留在老家的房前。空闲时,他偶尔会在网上看电影,最喜欢科幻片《星际穿越》。片中的父亲迷失在平行时空,推下书架上的书向女儿传递信号,最终父女重逢。“我看了四遍。”他说。

“我看着是不是比实际年龄老很多?”皱着眉头回复工作微信的间隙,如今已毕业3年的徐佳问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。

他说自己也曾想过,抛下父亲的遗愿和家庭负担,按照自己兴趣做事,但在内心深处,又很鄙视不管家里、只顾自己的人。

“村里人都羡慕我妈,我有工作、娶了媳妇,再生个孩子就好了。”徐佳平静地说。

“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”

不管怎样,徐佳肯定地说,自己的梦想已经全都实现了。他告诉郑琼,自己上大学以后一直在想怎么赚钱,付生活费,把欠的学费交清。“实际上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。”

从踏入校门那天起,徐佳就明确了自己的位置。学校宿舍分500元和1200元两种,他毫不犹豫地选了500元的。每天下课,两种宿舍的人天然分开,一帮往左走,一帮往右走。

每个假期都是在打工中度过的,在校期间,他唯一参加的课外活动是在学生科值班,每月有120元的收入,徐佳笑说自己当时“掉到钱眼儿里去了”。

为了找工作,这个10岁就开始挑水的小伙子下狠心花300元买了身正装。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在招聘会间奔走,校园墙上考研、考公务员的小广告与他没有关系,大厦上“没有不可能”的大灯箱更像句讽刺。

有时候,他躺在宿舍的平板床上发愁,简历投了无数份,没有通知面试的短信,会失落、失眠,接到了短信,又会为接下来的面试紧张不安。

剪片子的时候,配上《航行》的音乐,看到徐佳穿着正装等公交的一幕,郑琼自己的眼泪就往下掉,她受不了那一张脸上的迷茫和焦灼。

而徐佳和室友们从不讨论心情,他们关心的是,“出差一天给80元补助,用40元,还能留下40元”。

郑琼觉得,徐佳“切断了自己所有的感受”。连拍结婚照时也看不出一点点喜悦。唯一一次表露自己,是在终于签下了现在这份工作之后。

徐佳表情松弛地说:“心里感到有些忐忑,就一下子落空的感觉。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。” 他坦承,如果真有一天让他卸下了外在压力,按自己的意愿做事,他很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
而今,镜头之外的徐佳放松了很多。“人人都想自由啊。”徐佳笑了,“我觉得今天就挺自由的,我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。”他前一天刚从山沟沟里出差回来,转天又要赶去另一个山沟沟。

说起如果中了彩票怎么用,徐佳有些疲惫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,很快给出了答案。

“第一件事是给领导发一个邮件,说现在工作太累经常要出差,看他怎么回。”徐佳第一次咧嘴笑着,“然后去把驾照考了,再带上我妈和我老婆出去转转。再出钱给大伯母做个身体检查,动动手术。”徐佳表情认真起来:“最后和我弟弟、堂哥们聚在一起商量这个钱怎么用,因为这可能是会改变我们整个家族命运的一个事情。”

“如果我的孩子也在一个二级城市的话,我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。”

与徐佳的拘谨相反,在和袁晗寒的交流中,郑琼“强烈感受到她与众不同的思辨能力。”

帮郑琼给纪录片配音以后,袁晗寒迷上了声音艺术。

2015年,袁晗寒回国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,内容是帮买主找到想要的艺术品。

曾经有一次,袁晗寒要去谈一笔“巨大的生意”,她搞房地产的老爸穿上笔挺的西装,准备给女儿当司机,郑琼也闻讯赶去拍摄。

结果那天早上,因为空腹喝了太多咖啡,袁晗寒直接被送去了医院。到目前为止,还一单生意都没有做成。

在袁晗寒看来,自由就是做想做的事,然后承担后果。她嘿嘿一笑,“还真没后悔过,如果代价能处理好,傻冒儿一下又不会怎样。”她常把自己想象成5岁以下的小朋友,做事只凭直觉选择是或否。“如果选否,这事一定不好,选是,就去做。”

而郑琼认为,自由不是随心所欲,而是“说‘不’的能力”。她不买LV,不参加同学聚会,不学开车,甚至不愿被鼓励。

在拍这部纪录片的6年间,郑琼辞去了在光线传媒娱乐集团的光鲜工作,后来又关闭了自己创办的纪录片发行公司,一边拍片,一边创办并独立操持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。

每次做完iDOCS电影节,有人鼓励她坚持下去,她都有些哭笑不得:“我真的不是为了别人做这个。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相信,人做事是出于事情本身带来的乐趣呢?”有时候,郑琼甚至有些庆幸,当年高考落榜迫使她寻找、追逐自己的兴趣。

对于这部名为《出路》的纪录片,徐佳的感情则有些复杂。如果能回到十年前,他想对当时的自己说:“别学了,出去玩吧。”

有人问他,如果将来儿子说不想读书了怎么办?“那我先抽他,然后再商量怎么办。”徐佳笑道。

最斩钉截铁的回答来自袁晗寒的妈妈:“如果我的孩子也在一个二级城市的话,我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。”

“要摆脱贫穷,就得上大学,要读书”

第一次拍摄之后,剪辑出的短片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,有加拿大人联系郑琼,表示想要资助马百娟读书。但捐款还没到,马百娟就退学了。

马百娟家所在的甘肃省会宁县,是有名的“状元县”,自恢复高考以来出过五六万个大学生,“这是生活给逼出来的,是穷的原因。他们认为要摆脱贫穷,就得上大学,要读书。”马百娟的老师告诉郑琼。

郑琼再见到马百娟时,她已经长成了14岁的大姑娘,曾经天真的笑脸被戒备替代,她端着胳膊背对镜头,不再和郑琼说一句话。她爹说,不读就不读了,命运好找个好人家嫁了。

彼时21岁的大哥带马百娟办了退学。这个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的年轻人跟老师解释,妹妹脑子不好,实在学不进去了。小学生们兴奋地对着镜头扮鬼脸时,马百娟倚在校门口别过了脸。

“我在学校什么朋友都没有,我变得越来越不爱讲话。”马百娟在作文里写道。退学前,她在镇上的小学读三年级,比班上其他同学足足高出一个头。

马百娟的父亲对着镜头赶郑琼:“给上两万元,你就拍,给不了两万元,你就不要纠缠!”郑琼用300元租车拉机器拍摄,老爷子气得不得了:“你们租车的钱够我们家吃一个月了!”

全家搬到宁夏中卫以后,马百娟大哥每月一千多元的收入成了全家的经济支柱。这个经常腿疼的年轻人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,在陶瓷厂装瓷砖,有时一连三个月不发工资,只能朝工友借钱,给家里买点菜和油。

这个“90后”像小老头似的蹲在地上,低着头,顺手拣根麦秆抠着,有些口齿不清地念叨:“已经拍了3年了,怎么经济上还没有给一点。”

马百娟也失去了像唱歌一样朗读的能力。举着稿纸挡住脸,她很快很不清楚地念着:“我想外出打工挣钱,去帮助家里,为哥哥减轻负担。”

2012年的一个下午,这个壮实的女孩儿走进一家又一家餐馆、酒店,也没能得到一份扫地的工作。

有那么一瞬间,她以为儿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一家酒店的前台告诉她,薪资水平是一千多元。“一千多!”她条件反射般重复着对方报出的薪水,又惊又喜地笑着,眼里放出光来。光芒被冷水浇灭。询问她的基本情况后,经理不客气地告诉这个什么农活都会做的姑娘,“你目前的状况,可能洗碗都没人会要你。”

马百娟回到家,坐在附近干涸的河坝上,揪着枯黄的草叶,愣神,摇头。两年后,16岁的马百娟终于找到了出路——嫁给了亲戚家的哥哥。

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,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

在试图向郑琼借钱遭到拒绝后,马家与郑琼断了联系。后来听说,马百娟也去了哥哥那家陶瓷厂打工,不远处就是她没读完的小学。

受郑琼所托,曾包车的师傅找到马百娟家,马百娟躲在屋里不肯见人,婆婆严厉地说,你们再也不要来了。马百娟的大哥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妹妹现在过着自己的生活,和他“没有联系了”。

早在上学的时候,徐佳就已接受了命运的不公平。他说从不想和别人比较,自己活得踏实就行了。徐佳在朋友圈上说,“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,也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”大学毕业前,他想去西藏骑行,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,到现在也没走成。

“他可以先工作,再旅行,然后边旅行边工作。”袁晗寒不明白是什么阻挡了徐佳的脚步。2015年暑假,她回国到上海的美术馆实习,因为“想看看国内都是怎么玩的,还缺少一些什么东西。”

与她经历相似的朋友对郑琼说,如果所有人的追求都是固定的收入,安定的家,人都变成一样的,“是一件多可怕的事”。

跟拍6年之后,郑琼认为,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,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“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,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,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。”

“这3个人物面对的问题,其实也是中国各种群体面对的问题,不仅仅是他们要找到各自的出路,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,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。”郑琼认为,这正是这部纪录片《出路》的意义。

徐佳上大学之前,郑琼送了一本《乌合之众》给他,书中指出,个人一旦融入群体,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,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。

忙着打工赚学费的徐佳很快把这本书抛在了脑后。如今,他忙着好好工作,再借点钱凑个首付,争取买套学区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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